曾國藩為晚清中興名臣，后世評價他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”。縱觀曾國藩為官，“窮”是其一大特色：十年北漂，年年借貸度日，“哭窮”始終是其家書一大主題；30多歲榮登高位后，連回湖南老家的路費都籌不起；入閣拜相、位極人臣，還是買不起房。“窮官”曾國藩，可謂晚清官場一大異類，然而其“窮官”哲學確有可供借鑒之處。
在信仰上，固窮是立志之本。在漣濱書院就讀時，受山長劉元堂的影響，曾國藩痛下決心，把“內圣外王”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、修身養性之本，并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：“不為圣賢，便為禽獸；不問收獲，只問耕耘。”曾國藩將“君子固窮”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，他在家書中寫道：“淡者，崇德之基也。勤者，建業之本也。古琿無富貴之圣賢，無宴逸之豪杰。”他認為，“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，惟胸懷浩大是真正受用”。曾國藩曾為自己寫過一副對聯，“養活一團春意思，撐起兩根窮骨頭”，意思是說只要人的信念還像春天一樣朝氣蓬勃，保持這種旺盛的生機已使我們在道義和靈魂上足夠充裕了，物質上的貧困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又說，“受不得窮，立不得品；受不得屈，做不得事”，依曾國藩看來，是否受得了窮，和一個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著巨大的聯系，固窮是一個人立志的重要內容。
在仕途上，固窮是保身之道。與曾國藩同時代的穆彰阿、肅順二權臣，貪鄙成性，一個丟官罷爵，一個被抄家滅族，但同為權臣的曾國藩得以善終。一般人以為曾國藩在晚清政壇十年九升，30多歲躍居“副部級”，且屹立三朝不倒，要學應該學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。但是，曾國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么？曾國藩自己認為，他做官的根本以及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個字，窮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曾國藩升授翰林院侍講、詹事府行走，升官當天他在《過隙影》中鄭重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：“當官以不愛錢為本，只要堅守一個‘廉’字，就算做事偶爾有失公允，天也能諒。”曾國藩的“窮官”哲學源于強烈的慎終意識。他在家書中寫道，“有福不可盡享，非望之福，禍必繼之”，“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預為之計”。正是這種“窮官”哲學，使得曾國藩在仕途上雖挫折不斷，但最終能功成身退，成就一生之名。
在生活上，固窮是養德之基。曾國藩生活簡樸，住不尚奢，衣不尚新，食不尚精，“人宜減者決減之，錢宜省者決省之”，可謂官場“苦行僧”。他每餐只吃一個蔬菜，決不多設，人稱“一品宰相”。 他衣服上常有補丁，而立之年縫制了一件青緞馬褂，穿了三十年，還如新衣一樣。晚年位高名重，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。他的弟弟建了一棟新屋，他聽到后大不高興，寫信責問弟弟。他一生與官場世俗文法斗爭，不收紅包，不喝花酒，偶爾收取下屬禮物必須以等值禮品回贈，出行不要求下屬迎來送往、供應食宿。曾國藩以廉著稱于世，被后世譽為道德修養的楷模，連與其有瑜亮情結的左宗棠也不禁稱贊他，“文正之清節足為后世法也”。
在治家上，固窮是傳家之寶。曾國藩在給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書中告誡他們說，“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盡，其子孫始而驕佚，繼而流蕩，終而溝壑，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”，“凡家道持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，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眾之維持”。他以做官發財留子孫為極可恥之事，認為子孫“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”，終生未做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之事。曾國藩注重子女教育，堪稱官員家庭教育的典范。其家書中幾乎一半都有他以勤儉入手教育子女如何生活的內容，他認為子女“艱苦則筋骨漸強，嬌養則精力愈弱”。在寫給兒子曾紀鴻的信中他說，“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，余不愿為大官，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。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”。他不允許子女騎馬坐轎，穿華麗的衣服，以防助長子女驕惰之氣 。正是這種“窮”教育使得曾氏一族五代人才輩出，成為中國家庭教育史上的佳話。